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于2026年新年首访非洲，延续了中国外长36年来的传统，将非洲作为新年出访的第一站。此次访问正值国际格局变乱交织，中国以清晰、稳定、可预期的对非外交政策宣示了中国的“确定性”。
此次访问选择非盟、埃塞俄比亚、坦桑尼亚和莱索托，充分展现了中国对非战略的区域发展观、地区安全观、历史传承观以及包容普惠观。埃塞俄比亚是中国对非洲开展整体性、多边外交的关键支点。坦桑尼亚是中非传统友谊与现实合作的“连接点”，访问坦桑尼亚，既是对历史的致敬，也是对中非传统友谊的赓续。而莱索托是非洲小国，访问莱索托充分反映了中国对非外交一贯强调主权平等原则，同时回应了非洲国家对“某些大国只重视关键国家”的担忧。综合来讲，这些选择展现了中非合作不是“挑选式伙伴关系”，而是覆盖整个非洲大陆的长期战略。
2026年是中非开启外交关系70周年，这一重要时间节点与“中非人文交流年”相结合，体现了中非关系正在从“成果导向型合作”向“关系质量型合作”升级。一是在认知层面，中非合作正在“去工具化、去标签化”。长期以来，中非合作在国际舆论中往往被简化为基础设施建设。“中非人文交流年”的设立，有助于将中非关系从单一叙事中解放出来，呈现为涵盖历史、社会、文化与民意互动的立体关系网络。二是在实践层面，为合作提质升级打开新的增长空间。通过教育、语言、职业培训、媒体和智库交流，中非合作可以进一步实现知识与能力的双向流动以及政策理念与发展经验的互鉴。同时在数字经济、绿色转型、公共卫生等新领域，合作的关键不只是技术可行性，更取决于社会认知和制度信任。人文交流能够提前塑造共识，降低制度摩擦成本，为中非合作“向高端、向规则、向长期”升级创造条件。三是在国际层面，为“全球南方叙事”提供真实支点。“中非人文交流年”的意义不仅是双边的，也具有明显的国际外溢效应，有助于丰富全球南方国家之间的合作叙事、打破以外部视角主导的非洲形象建构，以真实社会互动对冲意识形态化解读。
新年伊始，在国际变乱交织的背景下，中非强调“命运与共”、共同书写历史新篇，具有“超越双边关系本身的时代意义”。一是对“强权即正义”逻辑的集体性回应。当一个国家可以绕开联合国框架、无视国际法基本原则，对他国最高领导人采取强制行动时，传递出的信号是极其危险的。中非携手强调命运与共，实质上是在“以群体方式重申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反对单边使用武力。对非洲国家而言，这不是抽象的规范问题，而是切身安全问题；对中国而言，这是对二战后国际秩序核心原则的明确捍卫。二是对中小国家“系统性不安全感”的战略回应。当前很多中小国家真正担忧的，并非某一次具体冲突，而是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如果国际规则失效，谁能保证下一个不是自己？而中非强调命运与共，所提供的并不是军事同盟式的安全承诺，而是另一种更具可持续性的安全逻辑，通过发展合作降低结构性脆弱、通过多边机制分散单边胁迫风险以及通过政治互信增强集体议价能力。三是对国际秩序“去规则化”趋势的定锚行为。当前世界正在经历的，并非简单的“权力转移”，而是一种“秩序退化”。中非携手推进命运共同体，不是口号式的价值宣示，而是向信任岌岌可危的国际社会明确表态仍有重要国际力量选择以规则而非胁迫处理分歧，以合作而非强制塑造影响，以长期发展而非短期震慑构建关系。这对动荡中的国际体系具有“压舱石”意义。四是标志着“全球南方”从被动承受者走向共同塑造者。长期以来，国际秩序的重大震荡往往由少数大国制造，而其后果却由发展中国家承担。当前局势再次证明，如果全球南方缺乏协同行动和共同叙事，就只能在危机中被动承压。中非在此时强调命运与共，意味着全球南方不再只是国际秩序的“承受者”，而是在尝试共同发声反对霸权行径、共同塑造以发展权、安全权为核心的秩序理念。而这种协同本身，就是对单边霸权最有力、也最具合法性的制衡方式。
中非命运共同体并非“应时之举”，而是对一个高度不确定世界的结构性回应。它所书写的“历史新篇”，本质上是在回答一个时代性问题——当规则被践踏时，世界是否仍有力量选择守护它。
（作者系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